消失的第七代电影导演第七代电影导演在未来或许仍然不会出现,这是社会进入多元化后的必然结果,这才是百花齐放的电影行业。 本文首发于「财经杂志」(ID:i-caijing) 高洪浩/文 宋玮/编辑 马凯至今还记得两年前,他的导演处女作《中邪》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首映一结束,超过30家电影公司朝他蜂拥而来。这群掌握中国电影话语权的人,不仅要买下《中邪》的版权,还准备和他签约。有公司甚至一路追到了他工作的地方——横店。 这天,他带着自己一部耗时18天,成本仅3万元的伪纪录片式恐怖电影《中邪》入围了FIRST青年电影展。2018年,腾讯影业春藤电影工坊、万达影视等九大出品方联合护航,开始推动这部电影走入主流院线市场。 已经久未受到关注的中国青年导演们,在2018年集体走进大众视野:除了《中邪》,忻钰坤《暴裂无声》与王学博《清水里的刀子》在4月4日同天上档,前者以超5000万元的票房创造了独立电影新高度;毕赣在贵州的凯里拍摄他第二部电影,得到汤唯与黄觉加持,《地球最后的夜晚》赶上了戛纳电影节末班车,入选“一种关注”官方竞赛单元。 青年导演周子阳在朋友圈写道:“非凡的四月,中国影史并不曾发生过。” 在此之前,中国很久没有出现青年导演集中“井喷”的情形。中国不会再出现第七代电影导演似乎在几年前就成为了行业的共识。 中国的导演被习惯以代际划分,最知名的是以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为代表的第五代电影导演,那是中国最幸运的一代导演,他们被压抑多时的表达欲望在改革开放后喷涌而出,《黄土地》、《红高粱》、《霸王别姬》这些新鲜且张扬的东方主义景观让他们蜚声国际。 第六代导演紧跟着第五代导演的步伐出现,上世纪90年代,“叛逆”的第六代电影导演带着残存的理想主义与学院派气质进入行业,以贾樟柯、娄烨、张元、王小帅为代表,创作了一个又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然而在第六代导演之后,青年导演看上去出现了断层,他们没有像前辈们一样集中形成一股力量代表中国电影,更没有创造出属于新一代中国青年的电影语言与美学体系。 这有时代背景的原因。中国电影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化环境,在艺术、资本与监管的博弈下,新人们艰难取舍;同时,世界电影进入到一个相对静止且乏味的时期,没有大师的年代,被开发殆尽的电影语言鲜有创新。 但本质上,这是社会进入多元化后的必然结果。没有形成一个群体共性的艺术才是一个国家文化经济认知水准丰富性的展现。毕赣一直在纯粹的艺术电影上探索;忻钰坤、董越、周子阳思考的是如何平衡商业元素与个人表达;文晏、张涛关注现实主义题材;田羽生、韩延则尝试在商业电影上不断突破。他们共同构成了青年电影导演多元的图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才是百花齐放的电影行业。 向票房看齐 在忻钰坤凭借《心迷宫》第一次以导演身份受到媒体关注的2015年,中国电影市场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爆发状态:《捉妖记》登顶中国电影市场历史票房冠军并打破了超过200项票房纪录,八部票房破10亿的电影助推这一年的总票房同比增长48.69%,创五年来最高增速。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在2016年初喊出“冲击600亿”的口号后,整个电影界像被打了鸡血一样振奋。 市场的蓬勃让人想到中国电影灿烂的上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1988年,张艺谋凭借《红高粱》拿下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四年后又凭借《秋菊打官司》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1993年,陈凯歌终于以《霸王别姬》获得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田壮壮的《蓝风筝》也拿到了东京电影节最佳电影。 本质不同在于,此时的中国电影对市场和票房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迷恋。 沙漠在这一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那时的他还不知道,三年后自己的母校会被外界戏称为“北京网剧学院”。他的师兄刘畅在第二年执导了网剧《最好的我们》,2017年的爆款网剧《河神》与《无证之罪》来自他的师兄田里和吕行。 现实正好与蓬勃向上的中国电影市场形成鲜明反差,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能够一蹴而就进入电影工业的机会几乎是零,网剧的流行看上去更容易成就他们的名与利。 沙漠是北京电影学院公认最有才华的学生之一,在校时,他拍摄的短片《黑鱼》、《有的人》以及《半岛孤儿》让他成为电影节的常客。不过沙漠很快就对这样的生活失去兴趣。时间久了,参加影展成了一种套路:跑影展、拿奖、交换联系方式,然后就是连喝几天的大酒,结束后又回到各自安好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party,见到的总是同一批人,以至于大家后来见面都没啥可聊的了。” 让沙漠觉得乏味的还有参加电影节的“计算”。想在电影节拿奖要会计算,再精明一点的导演能让人看不出在计算。国内电影节有特定的处理方式,电影想去欧洲转一圈就得把题材弄得尖锐、多一些人性的元素。还有罕见拍摄手法的运用,或者干脆拍一部黑白电影。 沙漠刚毕业的时候,也怀揣着独立电影的梦想。他拿着自己创作的一个完整剧本和五个故事梗概向市场上的电影公司海投。大多数人都愿意见见他,有几个故事也得到了一些积极的反馈,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没有下文。 加入宁浩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是沙漠为自己找的另一条出路。他幻想着在这里可以找到伯乐保驾护航,但再一次事与愿违。沙漠与带他的制片人确定了一个体育题材电影,经过一番调查和采访后,原本期待一个热血故事的沙漠发现,“热血”根本不存在,大多练习这项运动的人初衷都与体育精神相悖。 突然间变成了揭露社会黑暗、批判现实的故事,剧本的梗概改了不下10个,却怎么做都不对。沙漠渐渐迷失在了里面,早已模糊了当初做这个剧本的冲动是什么了。“很多人都是在拔苗助长,新导演在行动力上、思想性上都还不够成熟,如果强硬着去拍一个戏,这中间就会有很多的挫败感。” 最终沙漠放弃了这个本子,后来沙漠有了一个拍网剧的机会,他犹豫了一阵还是迎接这个挑战了。沙漠后来坚定地去拍网剧也不是没有道理,他的师兄都是极其成功的例子。 沙漠佩服那些优秀的独立电影导演,但相当一部分所谓的独立电影不过是导演在自我世界里的狂欢,他本能地抗拒后者的状态。 和大多数年轻一代一样,90后的沙漠观影体验是多元的,商业和文艺在沙漠的眼里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他不抗拒商业,甚至主动去拥抱。沙漠更愿意用“作者性”来区分电影,也相信商业和作者表达可以很好地结合。 这是80、90后一代面临的普遍问题。繁荣的经济带来了狂热的消费主义,中产阶级的焦虑却变得前所未有地深刻。年轻一辈生长在一个从集体主义中解放出来的社会,看上去百花齐放,但真正落实到社会,收入、名气、房产这些仍然是衡量成功与否的核心指标。 他们与那些受欧洲大师影响浓厚的前辈们不同。在上一代导演的成长体验中,尚有“新好莱坞运动”与“道格玛95”这样能够被载入电影史的热血时刻存在,那是一个有理想主义与大师存在的年代,电影的文学性与深奥的解读仍然被赞颂千篇。大部分人并没有看过几部张元、贾樟柯或者娄烨的电影。但他们确实让自己的名字在国内如雷贯耳。从这个角度看,第六代导演所处的,是在国内电影市场不发达的时期,一个以电影语言或者美学体系的创新为单一评价体系的环境。 如今这一套在当前唯票房论的电影市场已经行不通。大概不会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有一个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青年导演叫毕赣,他被称作中国的阿彼察邦,他的处女作《路边野餐》甚至被拿来与大卫林奇的《穆赫兰道》比较。 “传统意义上的导演的成长史变成了拍完一百万的电影接着拍五百万的,然后拍两千万,直至拍上亿的制作,好像某种成功学在带动着导演的创作史。”First青年电影展创始人宋文说。 |